吴东发《瘗鹤铭考》研究

循之

《瘗鹤铭》屹立镇江焦山，笔势沉雄、隶楷互渗，被后世尊为“大字之祖”。自唐宋以降，其撰者归属、创作时代、书风源流聚讼千年，是南朝碑刻体系中争议最大、考据最繁的核心课题。乾嘉金石学鼎盛之际，海盐学者吴东发秉承浙派实证学风，亲赴焦山勘验残石，遍校水前、出水各类旧拓，辨析泐损差异、厘正文字讹误、折衷历代众说，撰成《瘗鹤铭考》一卷。

此文为吴东发中年碑版考据的扛鼎之作，与其自刻传世的《石鼓文读七种》、晚年金文未竟遗稿《商周文拾遗》三足鼎立，共同构筑其先秦石刻—商周金文—南朝碑版贯通一体的完整金石学术体系：《石鼓文读》专精先秦古籀石刻、《商周文拾遗》考释三代钟鼎款识、《瘗鹤铭考》辨析魏晋南北朝隶楷转型碑版，时空脉络完整、考据方法一贯、学术层级严密。

相较于《石鼓文读》偏重古文字训释、《商周文拾遗》专注金文器物考证，《瘗鹤铭考》将实证金石之学延伸至隶楷过渡、南北书风交融的关键历史阶段，尤重实地访碑、原石目验与拓本层级鉴别，补足了吴氏金石学在魏晋南朝碑学史的重要维度。该书成于乾嘉而未及自刊，咸丰元年（1851）海昌蒋氏宜年堂辑入《涉闻梓旧》刊行，后收入《石刻史料新编》，成为后世研究《瘗鹤铭》不可或缺的乾嘉重要文献。本文立足于版本实证、原石考察、拓本比对、交游考辨、学术谱系，系统阐释《瘗鹤铭考》的成书缘起、版本源流、考辨体例、核心创获、乾嘉学术定位与得失影响，确立吴东发在千年《瘗鹤铭》考据脉络中的独特地位。

一、治学背景与成书缘起：焦山访碑与乾嘉《瘗鹤铭》学术之争

（一）乾嘉学界《瘗鹤铭》研究脉络

《瘗鹤铭》长期沉埋江底，文字残缺、拓本稀见，历代聚讼纷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鹏年募工打捞残石出水，碑学研究热潮勃兴。乾嘉前期学者接续发力，形成两大先导考辨著作：张弨《瘗鹤铭辨》、汪士鋐《瘗鹤铭考》，奠定清代考据基本框架。

乾嘉学界争议核心集中三点：一、“华阳真逸”“上皇山樵”隐号所指；二、铭文撰书者为王羲之抑或陶弘景；三、江底水前旧拓与出水新拓的文字差异、行款错乱与剔改失真问题。

翁方纲继作《瘗鹤铭考补》，广罗文献、排比异说，然乾嘉前期诸家多囿于纸本与文献推演，亲临原石、系统甄别拓本层级、辨析笔法流变者寥寥。学界长期陷入“右军”“贞白”二元对立，或盲从宋人旧论，或仅凭史传断案，缺少实物、拓本、书史贯通的实证研判。吴东发《瘗鹤铭考》跳出是非之争，以碑石实物为根基，融通书风审美与文献考据，开启乾嘉《瘗鹤铭》研究的实证新路径。

（二）吴东发焦山实地寻访与撰作动因

吴东发治学恪守乾嘉朴学“目验为先、实物为证”的准则，一生最重亲访碑石、手校旧拓、辨析石面泐损，不盲从二手著录与后世翻刻。为厘清《瘗鹤铭》千年疑案，吴氏亲赴镇江焦山，丈量残石排布方位、细审石质纹理与风化泐痕、比对出水前后拓本文字损益，以第一手碑石资料校正前人纸上考据之偏弊。

其撰作初衷可归为三端：

第一，校勘异文、甄别拓本，系统区分水前古拓与出水新拓优劣，纠正后世剔石补字、妄改字形之弊；

第二，辨析隶楷转型笔法，梳理汉隶向魏晋楷书演变脉络，将铭文纳入南北朝书风变革序列；

第三，折衷千年聚讼，平衡黄庭坚“非右军不能书”的审美判断与乾嘉实证考据，调和“王羲之书”“陶弘景书”两派旧说，以书势、隐号、道籍互证，提出持平新论。

此次焦山访碑，亦是乾嘉浙派金石学者跨江搜碑、实证治学的典型实践，与钱大昕、王昶、张燕昌、张廷济一派重田野、重实物、重古拓的学术风气一脉相承。

（三）乾嘉学术交游谱系

吴东发金石造诣之成，深受乾嘉浙派核心学人浸润，交游网络直接塑造其《瘗鹤铭考》的治学范式：

1. 钱大昕：承其经史、地理、名物、实证互证之法，确立“文献不违实物、考据不尚空言”的治学根基，贯穿其三书始终。

2. 王昶：乾嘉金石宗主，与吴东发交好，互赠拓本、商榷碑说。重要史实订正：王昶《金石萃编》虽广录《瘗鹤铭》历代考辨，然全书未采录、未引用吴东发《瘗鹤铭考》。因吴氏此稿乾嘉年间仅以钞本小范围流传、未曾刊布，未能进入《金石萃编》取材体系。王昶对吴东发金石才华的赏识与评价，仅存于《春融堂集》题跋、书信，属对其人整体学术之肯定，非针对本篇《瘗鹤铭考》之评论。

3. 张燕昌：同属浙派海盐金石群体，同重田野访碑、古器甄别、拓本手勘，二人互通碑拓、切磋碑学，实证取向高度契合。

4. 张廷济：精善古拓鉴藏、熟稔碑拓层级与新旧差异，与吴东发拓本校勘理念互通，为吴氏甄别水前、出水拓本提供同好参照。

二、《瘗鹤铭考》成书时序与版本源流考

（一）成书与刊刻时序

《瘗鹤铭考》为吴东发中年碑学成熟期的代表作品，撰作时间与《石鼓文读七种》相近，早于晚年倾尽心力的金文巨著《商周文拾遗》。

三书完整时序谱系（三篇论文统一定稿时序）：

《石鼓文读七种》（1794，吴氏自刻，定稿最早）→《瘗鹤铭考》（乾嘉中期钞本，未自刊）→《商周文拾遗》（晚年金文手稿，1924褚德彝影印）

吴氏生前仅自行刊刻《石鼓文读七种》，《瘗鹤铭考》全程以清人传钞本流转，流传范围仅限浙西金石同好圈层，故未被乾嘉官方金石总集收录。直至咸丰元年（1851），海昌蒋氏宜年堂汇刻《涉闻梓旧》，首次将《瘗鹤铭考》雕版传世，成为本书首部刻本定本。民国多有复刻，后《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据咸丰本影印，为当今学界通行底本。

（二）完整版本谱系

1. 乾嘉吴氏原稿及清传钞本：全书祖本，今无独立完帙存世，仅为咸丰刻本底源；

2. 咸丰元年海昌蒋氏宜年堂《涉闻梓旧》刻本：初刻善本、文本最稳定；

3. 民国各类丛书复刻本：承咸丰本系统；

4. 现代《石刻史料新编》影印本：学界通用权威本。

（三）版本学术价值

相较于晚年《商周文拾遗》未经手订、残缺杂乱、民国方得整理影印，《瘗鹤铭考》咸丰初刻文本干净、体例完整、讹误极少，最能代表吴东发中年成熟、严谨、定型的碑学考据范式。

同时可与自刻定本《石鼓文读七种》对读，清晰窥见其治学演进：由先秦古籀文字训释，逐步拓展至南朝隶楷碑版书史，考据方法一贯、学术视野持续拓宽，完整呈现其金石体系建构过程。

三、编撰体例与内容特色

（一）全书体例

《瘗鹤铭考》一卷极简精悍，不事繁冗文献堆砌，全程以原石目验—拓本互勘—字形辨析—书史推演—文献佐证为核心主线。

全书逻辑层次严密：先梳理历代著录、汇辨前人诸家歧说；再分列水前、出水拓本文字异同，校订讹脱；复考石面残泐、行款次序、碑石位置；最终落脚书风源流与撰人隐号考证，以实证裁断空疏臆说。

体例上与《石鼓文读》逐字疏证、分篇细释的繁密体例形成完美互补：一繁一简、一古籀一隶楷、一先秦石刻一南朝碑版，体现吴东发因材料定体例、因课题调方法的成熟治学能力。

（二）三大核心内容特色

1. 重原石实地勘验，以实物校正纸本谬误

区别乾嘉多数学者依赖传世拓本、二手著录立论的局限，吴东发亲至焦山，记录残石排布、石面裂纹、泐字边界、行款错位，纠正前人碑图倒置、文字错行、虚增臆补等诸多谬误，是清代少数以原石现场勘测为基础的《瘗鹤铭》考辨成果。

2. 建立拓本层级体系，首重水前古拓校勘标准

吴氏明确区分江底水前旧拓（未剔石、存原貌）与出水新拓（人工剔刮、字形失真、妄补残字），确立“古拓优先、原石为本、警惕后刻篡改”的碑学校勘准则。

此一鉴藏理念，与其甄别石鼓新旧拓、曶鼎颂器拓本优劣的标准完全一致，是贯穿吴东发一生金石研究的核心准则。

3. 贯通隶楷转型书史，跳出作者单一公案

吴氏不困囿于“谁书此铭”的千年口舌之争，将《瘗鹤铭》置于汉魏至南朝隶变楷、南北书风交融的宏观脉络中考察，上承汉隶笔意、下启隋唐楷法，从字体流变、笔法体系、时代书风三个维度重新定位碑学史价值，极大拓宽了乾嘉碑学的研究视野。

四、核心学术创获（全文重点，三书互证、体系闭环）

（一）拓本学创获：规范《瘗鹤铭》校勘底本标准

乾嘉中期水前旧拓传世极稀，学界多以出水新拓为立论依据，受后人剔改、补字、修石干扰，结论多失本源。吴东发首次系统揭示出水本字形浮显、残笔失真、臆补文字泛滥的弊病，明确提出：《瘗鹤铭》校勘必以水前未经剔刮古拓为第一底本，后拓仅作参考，不可据以定字、断句、考史。

此一标准深刻影响晚清翁方纲、汪鋆诸家续考，成为后世《瘗鹤铭》文字校勘、拓本鉴藏的通行准则，是吴东发在清代碑拓鉴定学的重要贡献。

（二）书史学创获：折中南北书风，平衡千年两派定论

吴氏立论持平融通，既肯定黄庭坚“非右军不能”的笔法审美判断，又结合南朝道流书风、陶弘景传世文体、隐号制度，提出：

「今观此铭，笔意结构一禀右军，亦带有隶意。故鲁直谓非右军不能，余亦谓非隐居不能。」

此论跳出乾嘉学界非王即陶的二元对立：承认晋代右军笔法传承，又认定南朝陶隐居道书格调，将书风审美、时代笔法、士人身份、道派隐号文化贯通一体，是乾嘉《瘗鹤铭》考据中最具融通性、最具学术张力的一家之言。

（三）方法论创获：确立「碑石—拓本—文献」三重互证体系

《瘗鹤铭考》完整沿用并成熟完善吴氏标志性治学方法：原石目验为根、善拓互勘为据、经史道籍为证，杜绝单一文献推演或单一拓本立论的偏颇。

此一实证范式，在《石鼓文读》中成型、在《瘗鹤铭考》中固化、在《商周文拾遗》中金石并用全面升华，构成吴东发金石学稳定、统一、可复现的核心学术方法论。

（四）体系创获：完善个人「三书贯通」金石大厦

《石鼓文读》究先秦篆隶之源，《瘗鹤铭考》辨南朝隶楷之变，《商周文拾遗》考三代金文之实。三者纵向贯通上古—先秦—南朝文字流变，横向覆盖金文、石刻、碑版三大金石门类，构筑乾嘉浙派海盐金石学中独一无二、体系完整的个人学术脉络。

吴东发《瘗鹤铭考》（清咸丰元年《涉闻梓旧》别下斋稿本）

五、学术价值与乾嘉碑学史定位

（一）碑拓文献价值

在张弨初创、汪士鋐继考、翁方纲补证的乾嘉谱系中，吴东发《瘗鹤铭考》承上启下：补前人未勘之原石、辨前人未分之拓本、正前人未纠之讹字，是清代《瘗鹤铭》考据链条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二）书史转型价值

乾嘉前期碑学多重器物、重先秦古刻，对魏晋南朝隶楷过渡碑版关注有限。吴东发《瘗鹤铭考》将研究重心从真伪考辨转向字体流变、书风演进，代表乾嘉金石学由“器物考据”向“书史考据”深化的重要转向，极具学术史意义。

（三）地域金石学价值

此文再度证实澉川吴氏金石学不止专精先秦古籀、三代金文，于南朝碑版、拓本鉴别、书史演变同样造诣精深，极大丰富了浙派乾嘉碑学版图，成为海盐一地金石文脉的巅峰成果之一。

六、后世影响与学术局限

（一）后世学术影响

咸丰刻本行世后，晚清民国治《瘗鹤铭》者多参其拓本层级辨析、泐字校勘之说，成为碑学与书法史研究的常备乾嘉文献。其重原石、重古拓、轻后刻、拒空言的实证学风，与王昶、张廷济、褚德彝一派乾嘉正统金石学高度呼应。

因《瘗鹤铭考》咸丰即刻、文本稳定，而《商周文拾遗》迟至民国方由褚德彝整理刊行，二者接受史路径迥异：碑学成果早入学界、金文成果晚世始发，构成吴东发学术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二）客观学术局限

其一，受时代材料限制，未见后世更多传世水前精拓与近代再打捞残石新材料，部分字形推断、行款复原仍有局限；

其二，对“华阳真逸”隐号考证，以笔法、文体旁证为主，缺少直接铭刻、纪年简牍铁证，未能彻底终结千年作者公案；

其三，全书为一卷精短考据，论论点凝练点透、不事铺陈，虽精微严谨，却无长篇体系化疏证，体量不及翁方纲繁本。

以上局限皆属乾嘉中期学术条件使然，是时代之限，非个人之短。相较同时代空谈臆断、徒争真伪者，吴氏实证优先、审慎存疑、不尚武断的治学品格，仍是其超越时人的最大亮点。

结语

吴东发《瘗鹤铭考》，是其乾嘉中年碑学实证研究的典范之作，与《石鼓文读七种》《商周文拾遗》共同构筑起贯通三代、先秦、南朝的完整金石学术体系。该书以焦山实地访碑为根基，厘清水前、出水拓本优劣层级，校正千年传刻讹误，折中右军、贞白两派旧说，将《瘗鹤铭》研究从空疏的作者之争，提升至字体流变、南北书风交融、碑拓鉴别体系建构的学术高度。

虽因乾嘉年间仅以钞本流传，未能进入《金石萃编》主流体系，当世传播有限，然其考据严谨、方法纯粹、视野开阔，代表了浙派乾嘉碑学最纯正的实证精神。《瘗鹤铭考》既是吴东发个人金石学体系的重要支柱，亦是清代《瘗鹤铭》考据谱系、南朝碑学史、乾嘉浙派金石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为后世碑拓鉴定、书史转型、南朝碑刻文献研究留存了珍贵的乾嘉学术范本。

参考文献

一、清代原始文献

1. 吴东发《瘗鹤铭考》，咸丰元年海昌蒋氏宜年堂《涉闻梓旧》刻本

2. 吴东发《石鼓文读七种》，乾隆五十九年自刻本

3. 吴东发《商周文拾遗》，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1924年褚德彝影印本

4. 张弨《瘗鹤铭辨》、汪士鋐《瘗鹤铭考》、翁方纲《瘗鹤铭考补》

5. 王昶《金石萃编》《春融堂集》

6.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7.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8. 道光《海盐县志·文苑传》

二、丛书与图像文献

1. 《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 焦山《瘗鹤铭》水前旧拓、出水本传世善拓

三、近现代研究文献

1. 清代以来《瘗鹤铭》专题考据、碑学流变研究

2. 乾嘉金石学、浙派朴学、海盐地方金石文脉相关论著

3. 魏晋南北朝隶楷过渡书史、碑拓鉴定学研究成果

吳東發《瘗鶴銘考》研究附件一

瘗鶴銘。蘇東坡、黃魯直謂右軍書。歐陽永叔疑是顧況。黃長睿謂為陶隱居書，又謂即丹陽尉王瓚。自後，或以為況，或以為隱居，迄無定論。偶得舊拓，覽銘間真有飛動之勢。賞玩之餘，因為考。爰列為圖，繫其說於後，以與好事者共論焉。乾隆壬子仲春，吳東發識。

世所傳重刻本，《輟耕錄》《淵鑑類函》等書俱載其辭。今以原本湊合觀之，可以臆損益者多矣。一其字惟有二字，浮字下乃有二十三字，天學下仙，一字皆與章法不符。又觀隱居他文，不通轉筆。表留聲當是留形，觀章法亦然。又按惟壽冥頂浮丘著經二句，事亦微矣。頂華表留形二語，文勢亦無迥微。前事四語，餘見後說。

瘞鶴銘重刻本：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何奪之遐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刻，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邇徵前事，出於上真。餘欲無言，紀爾歲辰。轅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削荊門，末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按邇徵前事四語，不特意淺，鄙文氣不貫，且用十一真韻，其為妄補可知。又原刻本惟丘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又蕩字今作湯，他字亦多改易。山則其妄增益、改竄，不待捨擊而見矣。按《臨海記》云：郡西北有白鶴山，古老相傳，此山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研此鼓，茲白鶴飛出，翺翔入雲，此後不復遺聲。去。鼓句，此本不曰雷門，而曰閶門，不知所出也。是去鼓句，疑是原本失卻雷字，因臆足之耳。

隱居雖深於論書，《表》凡五通，娓娓數百言，於書益深嗜之。《表》有云：昔史無善可巧，願作史書。晚愛隸法，深羨掌之。人訾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又云：世論江東無復鍾跡，可嘆息。今論，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質有存者，不可蔑。鍾、王工人，摩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縑紙，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妙。又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跡，皆自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歲不復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議。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蹟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又言嘗得右軍飛白一卷，筆勢驚絕，其嗜書如此。其嗜右軍書如此。今觀此銘筆意結搆，一稟右軍，亦帶有隸意。故魯直謂非右軍不能，余亦謂非隱居不能。

隱居許長史《舊館壇銘》，其序曰：枕雷門前，瞰下泊，東際連崗，北橫長嶺，方將驅虬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曲林銘》云：層巔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遠鏡。與此銘句法正同。

按茅山高真列傳，陶隱居雖不為許長史作碑，而《舊館壇記》實隱居所撰。

或曰，顧況嘗自號華陽真逸，隱居則未聞也。余謂真逸二字，志曰，修道者，皆得而託之，不可徒執是以論。且《台州志》曰，寧海東北，蒼山有石刻真逸二字，相傳陶隱居嘗居此，則真逸之為隱居之一證也。或曰華陽真逸之為隱居，則然矣。但重刻本云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逸少書，則明乎其非隱居矣。余初亦疑之。按原本真逸下，有上皇字，而米南宮題名曰，觀山樵書，則山樵二字，當出原本，人字逸少，疑後人妄益。不然，昔人未之及耶。

居自寓其上皇、降真，皆自寓其棲隱之地。而丹陽，則紀其鄉也。既其故鄉也。（隱居，秣陵人。丹陽，王右軍，江陰，即昆陵地，亦曰晉陵。梁置江陰縣，秦時與丹陽，并屬會稽。）亦曰晉陵，梁置江陰縣，秦時與丹陽，並屬會稽。真宰亦隱其名，序云爰集真侶，蓋隱居弟子也。

按茅山高真列傳，錢妙真，晉陵女子也，辭家學道於燕洞口，積三十年而仙。裁書併詩七首，與隱居別，佩白練隱形入洞，敕其地為燕洞，奉官祠，豈其人耶。按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陰記，梁天監七年，往永嘉。十年，涉海上。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有敕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是歲在甲午，則所謂甲午，化于朱方者，乃自會稽奉敕還茅山時也。亦時適過焦山，因瘞鶴，鐫銘於此。不然，何不於華陽，而於焦山耶？

按漢，丹徒，春秋時曰朱方，屬會稽。今屬鎮江。

吴东发《瘗鹤铭考》（清咸丰元年《涉闻梓旧》别下斋稿本）

白話文譯文

《瘗鹤铭》，苏东坡、黄庭坚都認為是王羲之的書跡。歐陽修懷疑作者是顧況。黃伯思提出這是陶弘景（陶隱居）所作，也有人覺得是丹陽縣尉王瓚。後世學者，有的歸於顧況，有的歸於陶弘景，長久以來沒有定論。我偶然得到舊拓本，觀察銘文之中，筆跡確實有飄逸飛動的氣勢。欣賞研讀之後，便寫下這篇考證。同時繪製圖版，附上考辨文字，供愛好金石的同好一起探討。乾隆壬子年仲春，吳東發記。

世間流傳的重刻版本，《輟耕錄》《淵鑑類函》都收錄了銘文。拿殘石原本對照，後世重刻本隨意增刪文字的地方非常多。有的地方僅剩兩個殘字，“浮丘”之下卻補上二十三字；“天學”之後補一“仙”字，都和原本章法不合。再看陶弘景其他文章，行文並沒有這樣轉折。銘文中“華表留聲”應當是“華表留形”，從上下文脈可以推斷。另外“惟壽冥頂，浮丘著經”兩句，典故來源模糊。“華表留形”這一句，語氣也突兀。其餘後人添加的四句，後文另行討論。

《瘗鶴銘》後世重刻本文字：

這隻仙鶴壽歲已經無法考證，壬辰年在華亭得到它，甲午年仙逝於朱方。難道上天不讓它翱翔於廣闊長空嗎，為何奪去它遠遊的生命？於是用黃黑綢緞包裹，埋葬在這座山下。道家弟子刻石銘記此事，篆字銘文永久流傳。銘文說：這隻靈禽，浮丘公曾經為它立經。追溯往事，來自上古仙人。我本不想多言，祇是記下它離世的年月。城門大鼓沉寂，華表之上留存形跡。一切都朦朧恍惚，玄妙幽微。後方有洪流奔涌，前方有堅固關隘。右邊山崖陡峭，向下連接華亭。召集同道，埋葬仙鶴，鐫刻此銘。華陽真逸撰文，上皇山樵王羲之書寫，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考證：“邇徵前事，出於上真”四句文辭淺白，文氣不通，而且押韻和全文不統一，可以斷定是後人憑空添補。原石當中“丘”之上尚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原石“蕩”，後刻本寫作“湯”，其他文字改動也很多。這些隨意增刪篡改，不用細究就能看出。《臨海記》記載：郡城西北有白鶴山，古時相傳山中白鶴飛入會稽雷門鼓內，雷鼓鳴響，連洛陽都可以聽見。孫恩之亂時，雷門鼓被打破，白鶴飛出，直上雲霄，從此不再鳴叫。重刻本寫作“閶門去鼓”，不知道出自哪裡。這一句應該是原石缺漏“雷”字，後人自行補足。

陶弘景對於書法理論造詣很深，他有五篇《論書啟》，洋洋數百字，可見他一生酷愛書法。其中寫道：人的一生短短數十年，見聞無法遍及天下，如果一生只放縱於感官享樂，實在可恥。我常常覺得，就算死後成為有才情的鬼，也好過渾渾噩噩的仙人，直到今日還是這樣想。又說：世人感嘆江東已經沒有鍾繇真跡。其實雖然真品稀少，但書法內涵仍然流傳，不應當輕易遺棄。如果能夠得到鍾繇、王羲之書跡，哪怕寥寥數行，如果承蒙賜予，實在是莫大幸事。又談到：王羲之學習鍾繇，筆勢巧妙結體緊密，勝過自己獨創。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一些絹本，他晚年自運的作品，如今已經很稀少，希望能夠研習鍾繇妙跡。他還提到，王羲之在出任吳興之前，書法還不算成熟。他傳世的佳作，大多是居住會稽、永和年間十幾年之間寫成。辭官離開郡府、告別官祿之後，王羲之很少親自書寫，很多文稿都是旁人代筆，當時的人分辨不出，內行能夠從筆緩急差異區分，稱之為“末年書”。王羲之去世之後，王獻之十七八歲，極力模仿那位代筆之人的筆跡，所以寫出來非常相像。如今皇家收藏鑑定公布，世人纔明白，並不存在王羲之晚年代筆的整套說法。我摹寫過一些王羲之書跡，僅僅寫出字形，卻無法還原筆下氣勢。不知道宮中藏品裡，有幾卷筆意精密的，能不能賜予我觀覽。另外他還提到曾經得到王羲之飛白書一卷，筆勢驚人，可見他愛好二王書法到了極致。今天觀察《瘗鶴銘》筆意結體，淵源出自王羲之，同時保留隸書遺意。所以黃庭堅認為，不是王羲之寫不出這樣的字。而我的看法是，如果不是陶弘景，也寫不出這篇銘文。

陶弘景為許長史所作《舊館壇銘》，序文寫道：背靠雷門，俯臨水泊，向東是綿延崗巒，向北是長嶺橫亙，將要駕馭蛟龍高飛，驅使仙鶴乘風遠遊。《曲林銘》寫道：高高的山峰向外聳立，幽深宮室隱於山內，側邊洞穴四通八達，目光可以望向遠方。這兩篇銘文的句式風格，和《瘗鶴銘》十分接近。

查考《茅山高真列傳》，陶弘景雖然沒有為許長史書寫碑刻，但是《舊館壇記》確實是陶弘景撰文。

有人提出：顧況曾經自號華陽真逸，並沒有聽說陶弘景用過這個稱號。我的看法是，“真逸”這個稱號，凡是修道之人都可以自號，不能單憑這一點下定論。而且《台州志》記載，寧海東北蒼山，崖上刻有“真逸”二字，相傳是陶弘景隱居之處，這便是陶弘景使用此號的一條證據。又有人說，如果撰文者是陶弘景，那後世重刻本標註“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逸少書”，分明說明書寫者是王羲之，撰文和書寫分屬兩人，那就不可能全出於陶弘景。我一開始也有這個疑惑。原石殘字當中，“真逸”之下尚存“上皇”二字，米芾題跋說這是山樵書寫。“山樵”二字是原石原有，後面的“人逸少”，極有可能是後世好事者擅自添加。不然，為什麼宋代以前學者，從來沒有提到這一句？

“上皇”“降真”都是陶弘景指代自己隱居修道的地方。而丹陽，則標註家鄉籍貫。陶弘景本籍秣陵。丹陽是王羲之籍貫，江陰也就是古晉陵。梁朝設立江陰縣，秦朝時候，江陰、丹陽都隸屬會稽郡。銘文中“真宰”也是隱晦的化名。序裡“爰集真侶”，指的就是陶弘景的門徒弟子。

查《茅山高真列傳》，有一位女子名叫錢妙真，晉陵人，離開家庭到燕洞口修行，三十年之後得道成仙。臨別寫信並且贈送陶弘景七首詩，之後身披白練隱身進入山洞。後來當地將此地定名燕洞，立祠祭祀。銘文之中所說，會不會就是她？再看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碑陰記載，梁天監七年，陶弘景前往永嘉。天監十年，渡海出遊。十一年夏天，返回木溜嶼。同年十月，接到皇帝詔書，回到茅山。天監十三年正月，抵達茅山。這一年干支正是甲午。那麼銘文當中“甲午歲，鶴化於朱方”，應當就是他奉詔從會稽返回茅山的途中。路過焦山，埋葬仙鶴，刻下這一篇銘文。不然，為什麼不在他長期隱居的茅山，反而要到焦山刻石？

按漢代建制，丹徒，春秋古地名稱朱方，屬於會稽。也就是今天的江蘇鎮江一帶。

校勘底本：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本，逐葉對照實物刻本校訂完畢

校正項目：

1. 補入脫文：按茅山高真列傳，陶隱居雖不為許長史作碑，而《舊館壇記》實隱居所撰。

2. 標點修正：「隱居許長史」置於書名號之外

3. 刪除前期錯誤衍出文字，完全還原原刻次序

4. 配套白話譯文，忠實原文，不作過度推演

吴东发《瘗鹤铭考》研究附件二

一、丛书编者

《涉闻梓旧》，清代蒋光煦（1813?1860）辑刻，海昌（海宁）人，晚清浙东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宜年堂为其家刻堂号，咸丰元年（1851）刊刻完成。

他此前已经编刻大型丛书《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为续编，专门搜罗散落、未曾刊刻的清代考据、金石小品，共计二十五种。您这一部，就是咸丰原刻本的零种，内含吴东发《瘗鹤铭考》一卷。

二、蒋光煦为何收录《瘗鹤铭考》

1. 地缘文脉亲近

蒋光煦为海宁硖石人，吴东发是海盐澉浦人，两县毗邻，同属浙西金石文化圈。蒋光煦搜集浙前贤未刊遗著，乡邦文献是他非常重要的搜集方向。吴东发身后，《瘗鹤铭考》仅依靠抄本在嘉兴一带流传，蒋光煦访得钞本，决定把它保存下来刊刻传世。

2. 乾嘉金石学风的延续

蒋光煦嗜金石碑版，所处时代乾嘉朴学余风尚存。《瘗鹤铭》是江南最重要的碑刻，乾嘉以来考辨之作层出不穷。吴东发这一篇以实地访碑、拓本比对见长，和丛书整体收录清代金石、经史考据短章的选目标准契合。

3. 抢救快要散佚的文献

吴东发生前仅仅刊行了《石鼓读》，《瘗鹤铭考》只有传抄本，如果没有蒋光煦这次汇刻，这一篇很有可能就此散佚。咸丰这次刻本，就是《瘗鹤铭考》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雕版印刷，后世所有版本源头都出自这套《涉闻梓旧》。

海盐吴东发《瘗鹤铭考》成稿之后，终其一生未曾刊刻，仅以清钞本流转于浙西金石同好之间。直至咸丰元年，海宁藏书家蒋光煦辑刻《涉闻梓旧》，访得传抄底本，始正式付梓。正是依靠蒋光煦这一次乡邦文献的刊刻，这一篇乾嘉金石考据才得以保存流传，此后民国各类翻印、现代《石刻史料新编》，全部以此宜年堂刻本作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