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之
乾嘉时期浙派金石学兴盛，海盐吴东发撰写《石鼓读》七卷，是清代石鼓研究的专著。《石鼓鉴》为全书第四卷，可以独立成篇，以石鼓文字体作为核心议题。本文以嘉庆尊道堂原刻本、民国慎初堂影印本作为底本，首先梳理全书七卷体例，厘清卷三《石鼓辨》与卷四《石鼓鉴》之间的关系；其次解读《石鼓鉴》文本，考察吴东发对于石鼓书体源流的考订，辨析石鼓是否为史籀之书，区分蝌蚪书、籀文二者的体式差异。再者，将吴东发的字体考鉴置于清代字体学与金石书学当中，和同时代学者进行比较，评估其学术得失。吴东发依旧恪守周宣王旧说，时代局限无法回避，但他对于先秦石刻书体的辨析，丰富了乾嘉金石字体研究，在石鼓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
关键词：吴东发；石鼓读；石鼓鉴；石鼓辨；乾嘉金石学；字体考辨
绪论
石鼓文是先秦重要刻石，自唐宋以来，关于它的年代、释文、书体，历代争议不断。吴东发《石鼓读》七卷，属于乾嘉时期石鼓专门著作。七卷分工各不相同：卷一考文字异同，卷二建立章句诗学，卷三为《石鼓辨》，辨析历代各家说法；卷四即《石鼓鉴》，专门鉴定石鼓文字体渊源。长久以来，学界大多留意吴氏释文、章句，第四卷《石鼓鉴》却常常遭到忽视，很少有专门文章对此开展研究。本文专门以卷四《石鼓鉴》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吴东发对于石鼓书体的考证，厘清它在整套七卷体系当中的定位，还原吴东发石鼓字体学的面貌。
历代石鼓研究大多偏重文字释读，或是争论石鼓年代。乾嘉学者当中，王昶《金石萃编》重在汇编材料，没有用专卷探讨石鼓书体。当代石鼓研究大多集中于断代，认定石鼓为秦代刻石。对于乾嘉时期的旧作，往往只取用其中的年代结论，忽视当时字体考辨的内在内涵。针对吴东发卷四《石鼓鉴》的专题研究目前尚属空白，仍有开拓空间。
**底本：**嘉庆尊道堂《石鼓读》七卷原刻本，民国慎初堂影印本。**研究方法：**文献校读法，录入并笺释《石鼓鉴》原文；比较研究法，与杨慎、顾炎武、钱大昕各家字体观点对比；学术史分析法，放置于浙派金石学脉络之下评价得失。
本文研究主体是《石鼓读》卷四《石鼓鉴》。卷三《石鼓辨》、卷一《释文考异》、卷二《石鼓文章句》作为本卷的参证材料。卷五、卷六、卷七酌情予以参考，不作为研究重点。
第一章 《石鼓读》七卷结构与《石鼓鉴》之定位
卷一·石鼓释文考异：逐字校勘，汇集历代释文异同，确定文字取舍。卷二·石鼓文章句：在文字基础之上，分鼓分章，依据诗例、古韵复原十篇诗歌的结构。卷三·石鼓辨：辨析历代歧说，驳斥成王说、蝌蚪文各类旧误，确立全书周宣王这一大前提。卷四·石鼓鉴：专门论述石鼓的字体，考证书法源流，辨析籀文，讨论石鼓是否为史籀所书写。卷五·石鼓释文考异或问：问答体裁，解决卷一当中留存的疑难字。卷六·石鼓尔雅：仿照《尔雅》类书体例，归纳石鼓文字的词义。卷七·叙鼓：排定十个石鼓先后叙事次序。
《石鼓辨》侧重于年代与学说辩难，驳斥历代错误观点，建立全书的时代框架。《石鼓鉴》则是在年代框架已经确定之后，专门进入书体层面，回答石鼓属于何种字体，是否是史籀的笔迹。二者逻辑次序：先辨析时代的是非，之后再鉴定字体的源流。
前面卷一、卷二解决文字与篇章；卷四《石鼓鉴》上升到书法、字体史层面，将石鼓从单纯的诗篇文献，放到先秦文字发展史当中加以考量，构建完成吴东发石鼓学的完整体系。
第二章 《石鼓鉴》文本校录与内容解析
（版本注：刻本“夹”为讹字；“卤行”通鲁行；“灋”，法的古异体字；“膺作”即赝作，伪作。）欧阳虞褚并称墨妙。（李处权石鼓跋引苏勖）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张怀瓘《书断》）。
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质直劲迅，有如镂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若取喻于诗，则雅颂之作也（同上）。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近则琼树离披（窦臮《述书赋》）。年深岂免有（缶+支）忮（忄+夊+又）剑，斩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
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鲁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韩昌黎歌。东发按：韩公于石鼓虽自云读难晓，而所作歌，自是千古绝唱。至云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末云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则其所寄托者抑又远矣。董氏云石鼓之讹自杜甫。尚叹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谓编诗有遗也。熊氏云：昌黎诗掎摭星宿遗羲娥，岂车攻吉日乃星宿。鼓反比羲娥乎？余谓诗人之辞，容有过焉者。韩公斯言恐无可訾议。其云编诗不收入者，谓古诗三千也。其云掎摭星宿者，谓孔子兼收并蓄，如孺子楚狂歌之类，皆见采录，而独遗石鼓，惟其不到秦也。胡氏云：退之言孔子不到秦，故不见录，信如斯言，车邻驷铁何为而收之也。亦未喻韩公诗意。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集古录》。
退之好古不妄者，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同上）。
东发按：欧公谓可疑者，特以其久而得存，及不见称于前世耳，其于文辞字画固无间言。苏勖、李嗣真、徐浩、张怀瓘、窦臮，皆称史籀之述。窃按其辞非出一手，字夹宜然。韩公诗云：从臣才艺咸第一，不专指史籀，恐夹当以韩公之言为允。
蔡君谟跋：观石鼓文，爱其古迹物象形貌，有遗思焉。苏东坡诗：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原。
黄庭坚跋：石鼓文笔艳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
石鼓有成王时之说，又有说宣王时。然其辞有似车攻甫田诗辞，恐是宣王时，未可知（朱子诗传遗说）。
东发按：车攻次章，东有甫草。郑氏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郑有圃田，故曰车攻甫田诗。
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册，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复书于册。太史所掌之诗，皆书于册，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史所掌而序之，宜于石刻未见录也（《炙砚录》）。
东发按：此说足与昌黎诗意相发。郭天中诗：焚外书，删外经。
吴东发《石鼓读·石鼓鉴》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被世人赞叹书法神妙。李处权的石鼓题跋引用苏勖的话：石鼓文字，继承仓颉，是小篆的始祖。出自张怀瓘《书断》。
古文字开合变化，舒展笔锋，笔意质朴刚劲迅疾，如同雕刻铁针；体势舒展飘逸，又温润圆融。如果拿诗歌来比喻，就是《雅》《颂》这类庙堂文字（同上）。字形生动传神，通达自然，意趣辽远；笔势好似虹霓绶带盘绕交织，就近观赏又如同琼玉之树枝叶纷披摇曳。出自窦臮《述书赋》。岁月久远难免生出峭利斩截的笔意，仿佛斩击蛟龙鼍龙，鸾凤高飞，众仙凌空起舞。
（韩愈《石鼓歌》）珊瑚碧树枝干交错，金绳铁索锁扣雄健，古鼎从水底跃出，蛟龙飞腾如梭。浅陋儒生编纂《诗经》没有收录石鼓，大小二雅格局狭隘，缺少从容舒展的气度。孔子足迹不曾抵达秦国，好比拾取天上的星宿，反而遗漏了日月羲娥。
吴东发案：韩愈虽然自己说石鼓文字很难读懂，但是他写的《石鼓歌》，的确是千古绝唱。诗中慨叹自己喜好古物，可惜生得太晚，面对石鼓泪水滂沱。末尾说这首石鼓歌就写到这里，唉，我的心愿终究落空。其中寄托的情怀十分深远。董氏说后世对石鼓的误解始于杜甫。又感叹不明白韩愈凭什么断定古诗有所遗漏。熊氏说：韩愈诗里“掎摭星宿遗羲娥”，难道《车攻》《吉日》只可以比作星宿，石鼓反倒比作日月吗？
我认为诗人的文辞，可以有夸张。韩愈这段话并没有可以非议之处。他所说没有被《诗经》收录，指的是上古三千首古诗。所谓拾取星宿，是说孔子广泛采集诗篇，孺子歌、楚狂接舆之歌这类作品都得以收录，唯独漏掉石鼓，是因为孔子没有去过秦国。胡氏评论：韩愈讲孔子没有到秦国，所以石鼓没有收录。倘若真是如此，秦地的《车邻》《驷铁》为什么收入《诗经》？这是没有读懂韩愈诗歌本意。石鼓文字古雅而合乎法度，文辞体制与雅颂相同。出自欧阳修《集古录》。
韩愈喜好古学，见解不虚妄，至于这些字迹，如果不是史籀这样的大家，是写不出来的（同上）。
吴东发案：欧阳修觉得值得怀疑之处，只不过是石鼓历经久远得以保存，而且前世典籍很少提到它而已；对于石鼓的文辞与书法，他并没有批评。苏勖、李嗣真、徐浩、张怀瓘、窦臮，都认为石鼓出自史籀手笔。我细察石鼓文字，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字体参差本属情理。韩愈诗说“从臣才艺咸第一”，并不是专门指史籀一人，应当以韩愈的说法更为公允。
蔡襄题跋：阅览石鼓文，喜爱这件古刻描摹万物形态，引人怀古幽思。苏轼诗：功勋盛大却不自夸，距离文王武王时代还不算遥远，尚存忠直本心。
黄庭坚题跋：石鼓文笔意华美，如同玉圭玉璋卓然挺立，绝不是后人可以伪造的。
关于石鼓的时代，有周成王时期的说法，也有周宣王时期的说法。但是它的文辞风格近似《车攻》《甫田》，大概是周宣王时代，还不能够完全确定（朱子《诗传遗说》）。
吴东发案：《车攻》第二章“东有甫草”。郑玄注：甫草，就是甫田的草。郑地有圃田，所以说《车攻》和甫田相关。
古人的著述，有的铸造在青铜器上，有的刻于石碑，有的写在简册，各有不同用途。铸造、刻写于金石上面的文字，未必另外抄写到简册当中。
太史掌管的诗篇，全部写在简册之上，并不包含金石铭刻。孔子只是选取太史所保管的简册加以编订，石刻没有被收录进去，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炙砚录》）。
吴东发案：这一观点正好可以和韩愈《石鼓歌》的诗意互相印证。郭天中诗：焚毁经书以外的书籍，删去经书以外的诗篇。
第一，辨析蝌蚪书与籀文。承接卷三的论述，重申蝌蚪是竹简墨书的字体形态，石鼓属于石刻籀文，石鼓绝对不是蝌蚪文，纠正杨慎视石鼓为蝌蚪古文的错误见解。
第二，探讨史籀创作大篆的史实，讨论石鼓是否是史籀书写。吴东发并不固执认定一定出自史籀一人手笔，认为周宣王一朝朝臣之中有多位书手都可以书写，不必一定是史籀单独书写。
第三，考察石鼓书法风格，论述石鼓在篆书发展史当中的位置，上承商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
广泛征引唐代张怀瓘、窦臮，宋代欧阳修、苏轼、朱子，元代吾邱衍，明代杨慎各家书论，先罗列前人的字体观点，之后加上吴东发的案语，加以裁定取舍。属于书体史考鉴，并不是单纯的文字训诂。
第三章 《石鼓鉴》与同时代学者之比较
宋明学者谈论石鼓书体，大多属于题跋随笔，感想式评论，没有专门一卷系统梳理石鼓字体源流。吴东发第一次把石鼓书体独立出来，做专卷考鉴。
钱大昕讨论石鼓，重点在于金石考证，并不专门研究书体流变。王昶《金石萃编》石鼓部分汇集释文和各家题跋，没有设立书体专篇。吴东发卷四《石鼓鉴》，是乾嘉时期少见的石鼓字体专论。
第四章 《石鼓鉴》学术贡献、局限与意义
第一，在乾嘉石鼓研究当中，第一次将石鼓字体源流独立成为专门研究单元，和文字释读、篇章研究三足鼎立。第二，严格区分竹简蝌蚪书与石刻籀文，消解数百年以来杨慎一系的旧错误。第三，客观看待史籀，不执着石鼓一定是史籀亲笔，提出宣王一朝多位士人书写的可能性，避免观点过于偏执。
第一，大前提依旧遵从周宣王的框架，受到时代限制，还没有形成秦石鼓的认识。第二，字体论证主要依靠传世书论文献，缺少大量出土西周、秦代金文作为对比参照。
虽然今天已经考证石鼓属于秦代刻石，吴东发的年代前提已经过时，但是他对于蝌蚪、籀文体式分野的辨析，仍然具备文字学参考价值。《石鼓鉴》作为乾嘉时期少见的石鼓书体专卷，保存了清代中期对于先秦大篆的认识，是金石学术史的重要标本。
吴东发《石鼓读》卷四《石鼓鉴》，是七卷当中独立的专篇，承接卷三《石鼓辨》有关时代问题的辩难，开展石鼓字体源流考鉴。吴东发跳出当时只考释文字的研究格局，将石鼓放置于先秦书体发展脉络当中考察。虽然受时代制约，年代前提存在局限，但是他开拓石鼓书体专题研究的功绩，在乾嘉浙派金石学当中自有其地位。
［1］吴东发.石鼓读七卷[M].嘉庆尊道堂原刻本，民国慎初堂影印本.［3］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嘉庆刻本.
吴东发《石鼓读·石鼓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