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之

乾嘉时期为清代金石学之鼎盛阶段，吴东发作为浙派金石学重要学者，所撰《石鼓辨》是《石鼓读》七卷当中的考辨总纲。本文首先整理《石鼓辨》原文，加以白话疏译，以此文献作为研究基础；其次梳理吴东发与宋明以来诸家石鼓学说之辩难，罗列成王说、周宣王说、蝌蚪文说等历代主要歧异观点，比较吴东发与前贤考证路径之差别。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吴东发石鼓研究之学术贡献，其突破前代一字一考的碎片化研究，建立以韵读、篇章结构、诗经义例相结合的整体章句研究范式。然囿于时代条件，吴东发遵奉当时官方定论之周宣王旧说，未能察觉石鼓为秦国刻石，此为乾嘉金石学共同之历史局限。今日不必以现代考古结论全盘否定其学说，而应将《石鼓辨》视为乾嘉石鼓学术史重要标本，客观评估其在金石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

关键词：吴东发；石鼓辨；石鼓读；乾嘉金石学；浙派

清代乾嘉之际，金石考据蔚然成风，石鼓文作为先秦重要刻石，自唐宋以来众说纷纭，年代、释文、篇章历代多有争议。吴东发《石鼓读》七卷，是乾嘉时期石鼓研究的专门著作，而《石鼓辨》置于卷首，为全书考论之总纲，集中体现吴东发对于石鼓诸多争议问题的判断。长久以来，学界对于《石鼓读》的关注不多，尤其忽略《石鼓辨》独立的考辨价值。本文以嘉庆原刻本、民国慎初堂影印本为底本，先完成文献整理译注，再展开学术史层面之分析，借此窥见乾嘉浙派金石学的治学思路与时代边界。

吴东发《石鼓读·石鼓辨》

第一部分 《石鼓辨》原文校录与白话译注

石鼓文自周厉秦汉，不显于世。唐以后，好古笃信者非无其人，而异说纷起。我朝高宗纯皇帝，取《诗》《车攻》《吉日》之义以考之，定昌黎之论，而石鼓为周宣王之故物，如日月之昭然矣。尝阅朱彝尊《石鼓考》，荟萃诸家，是非杂糅，观者易惑。爰列诸说而辨之，其已经前儒订正与说之不足辨者，不与焉。

《书学圣蒙》曰：《左传》，成王岐阳之蒐。盖三监既定，载戢干戈之后，蒐于岐周，以修武事。石鼓文“害不余及”，犹《鸱鸮》之“莫敢侮余”也。

辨曰：害读为曷，若训为祸害则非。他不具辨。

匡林云：周宣王都镐，岐山在镐之西，自岐山归镐，不得云驾言西归。成王践奄而还，蒐于岐阳。奄在东土，故云我来自东，又云驾言西归。历述跋涉之艰，与《东山》诗意相近，疑周公所作。时商运初革，淮夷徐戎并起，东征克奄，凯旋而蒐于岐，大阅讲武。文中言告于太祝，即《周礼》太祝职，所谓军归则前祝是也。

辨曰：“我来自东，驾言西归”十二字，乃杨慎伪增，石鼓本无是语。原石文云舫舟西归，自西而东，犹《东山》之我东曰归，身在东而欲归于西也。石鼓又云卫出各洛，洛水在西京畿内，自镐适岐，故出于洛滨。《周官》大司马，四时田猎皆祭，不得见太祝二字，遂定为凯旋之告。且旧本释文太祝之上本无告于字。

《茹古录》于苗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田猎诗也。一猎不当复用旧文，诗必不然。即以此二句与小雅相同，断知石鼓非宣王时物。

辨曰：周颂诸篇，文句互见者多矣。《天作》子孙保之，见于《执竞》《武》；《执竞》无竞维，见于《赉》《般》；《时迈》时周之命，见于《丰年》；《载芟》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岂非同时之诗互见乎？况《车攻》次章、《吉日》首章，已有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之复句。石鼓亦云我车既好，我马既騊騊，义与阜近。然则字句之相合，正可为宣王时诗之证也。

《丹铅录》云：襄阳发古冢，得竹简书。江淹推为周宣王时科斗书。然则宣王时已有科斗书矣。

辨曰：吾邱衍尝言，古无笔墨，以竹梃蘸黍汁书于竹简，黍汁稠腻，起笔粗，收笔细，状如科斗，此科斗书之由来，其说是也。然则金石刻本，原无所谓科斗书。

《金石史》云：岐阳石鼓古文，定为成王时物，而去石鼓之名，以正千载之谬。

辨曰：石鼓因其形而得名，由来久矣。必欲易名石古文，未为得也。《雍录》云，田猎渔捕必聚人，聚人必用鼓，故琢石以像鼓之形。郑樵又以鼎彝铜鼓为比，谓石产于其地，是说亦近于凿。董、程、孙、毛诸家，主成王之说，止据左氏岐阳之蒐一条，未免拘墟。

《金石文字记》云：余独以为石鼓之辞，不类二雅，窃有疑焉。

辨曰：此亦旧释文字之讹，章句乖离之故也。如我其旁道，君子员员，迩员员游，误以为旌旗；我敺其孙，其来大茨，射其猭猭，蜀我戎止，失华敕瑱瑱；我徒如章，误以为泥涂。又若泛泛漫漫，有鲨其俎，氏鲜其朓，孔庶鸾之诸句。观此讹文，谁能无疑。苟正其字，顺其章句，而辞终不逮于二雅，则疑诚有在。惜乎后儒为旧释所蔽也。

《困学记闻》载张芸叟云：岐阳石鼓，即《车攻》诗也。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则所取也。其鱼维何，维鲂及鲤（《石鼓》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以杨柳（《石鼓》维杨及柳）则所不取者也。先儒凡遇今诗所无者，尽目为逸诗，误也。

吴东发辨曰：信如斯言，则于石鼓取《我车》二句，《车工》全篇又别取他诗，足成之则是集诗，非删诗矣。

石鼓上面的文字，从周厉王直到秦汉，都没有显扬于世。唐代以后，喜爱古学、笃好金石的学者并不少，可是衍生出来的不同说法纷纭杂出。本朝高宗纯皇帝，取用《诗经》当中《车攻》《吉日》两篇的内涵加以考证，确认韩愈旧时的论断，从此石鼓是周宣王遗物这一定论，便像日月一样清楚明白。我曾经阅读朱彝尊的《石鼓考》，此书汇集各家学说，正确和谬误交杂在一起，读书的人很容易产生困惑。于是我罗列诸家观点，逐条加以辨析，那些已经被前代儒者订正过，不需要再辩论的，就不再收录。

《书学圣蒙》记载：《左传》记载，周成王在岐阳举行大蒐阅兵之礼。大概平定三监叛乱之后，战事停息，成王在岐周举行大阅，整顿武备。石鼓文当中“害不余及”一句，就好比《鸱鸮》诗里的“莫敢侮余”。

辨析：“害”读作曷，如果解释成灾祸之害就是错误的。其余细节就不再一一分辨。

匡林说：周宣王定都于镐京，岐山在镐京西面，如果从岐山返回镐京，不该写下“驾言西归”。周成王攻克奄国之后凯旋，在岐阳举行蒐礼。奄国位于东方，所以说“我来自东”，又说“驾言西归”。诗句记述路途跋涉的艰辛，文意接近《东山》，我怀疑这是周公所作。那时候殷商刚刚覆灭，淮夷、徐戎相继叛乱，成王向东征讨，平定奄国，凯旋之后在岐地大阅军队，讲习武备。文中说到告于太祝，就是《周礼》太祝的职责，军队凯旋回朝，举行告庙之礼。

辨析：“我来自东，驾言西归”十二个字，是杨慎伪造增入，石鼓原本并没有这两句。原石文字是“舫舟西归”，是自西向东，就像《东山》诗里“我东曰归”，人身在东方，将要回到西方故土。石鼓又有“卫出各洛”，洛水位于西京京畿范围，从镐京去往岐山，所以行至洛水之滨。《周礼·大司马》记载一年四季田猎都要行祭祀，不能仅仅看见“太祝”二字，便断定是凯旋告庙。况且旧本释文，太祝之上本来没有“告于”二字，是后人添加，以此曲解经文。

《茹古录》于苗说：“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本来是田猎诗句。一次田猎，不应当重复使用旧的诗句，诗人不会这样写。仅仅凭这两句和《小雅》相同，便可以断定石鼓不是宣王时代的遗物。

辨析：《周颂》里面，不同篇章文句互相重复的情况很多。《天作》的“子孙保之”，又见于《执竞》《武》；《执竞》的“无竞维”，又见于《赉》《般》；《时迈》“时周之命”，又见于《丰年》；《载芟》“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这些难道不是同一时代诗篇文句互见么？何况《车攻》第二章，《吉日》第一章，本来就重复出现“田车既好，四牡孔阜”。石鼓也写道“我车既好，我马既騊騊”，字义和孔阜相近。那么字句相合，恰恰可以证明这是宣王时代之诗。

《丹铅录》记载：襄阳挖掘古墓，出土竹简书。江淹推考，定为周宣王时代蝌蚪文。由此可知宣王之世已经有蝌蚪文字。

辨析：吾邱衍曾经说，上古没有毛笔，拿竹棒蘸黍米浆汁写在竹简上。黍浆粘稠，笔迹起笔粗，收笔细，形态如同蝌蚪，这就是蝌蚪文的由来，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金属与石头上面的刻铭，本来不存在所谓蝌蚪书。

《金石史》说：岐阳石鼓古文，可以定为周成王时器物，并且废除石鼓这个名字，用来纠正千年以来的谬误。

辨析：石鼓，是依据器物外形而命名，由来已经很久。一定要改名叫做石古文，并非妥当。《雍录》认为，田猎捕鱼，一定要聚集众人，聚集众人便需要鼓，所以雕琢石块模仿鼓的样子。郑樵又拿鼎彝、铜鼓作类比，认为石材就是当地所产，这个看法也不免牵强。董、程、孙、毛几位学者，主张成王说，仅仅依靠《左传》岐阳蒐礼一条证据，难免眼界狭隘。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唯独我认为石鼓的文辞，不能和二雅相提并论，于是心中产生怀疑。

辨析：这也是因为历代释文字形讹误，章句割裂错乱的缘故。诸如“我其旁道，君子员员，迩员员游”，被错误解作旌旗；“我敺其孙，其来大茨，射其猭猭，蜀我戎止，失华敕瑱瑱”；“我徒如章”，误释为泥涂。又有“泛泛漫漫，有鲨其俎，氏鲜其朓，孔庶鸾之”一类句子。看到这些讹误文字，谁都会产生怀疑。倘若校正讹字，理顺章句，如果文辞依旧比不上二雅，那怀疑才有依据。可惜后世学者，被旧释文蒙蔽。

王应麟《困学记闻》引张芸叟：岐阳石鼓，刻的就是《车攻》一篇。石鼓“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取自《车攻》。可是里面“其鱼维何，维鱮及鲤”还有描写杨柳的句子，《车攻》里面并没有。从前的儒生，凡是今本《诗经》没有的诗句，一律称作逸诗，这个是错误的。

吴东发辨析：若是正如张芸叟所言，那么石鼓仅仅截取《车攻》两句，再拼凑其他诗篇合成一篇刻辞，只能算是诗篇汇编，并非周代经孔子删定的诗。

1.3 主旨小结

《石鼓辨》并非单纯的文字训诂，而是吴东发针对唐宋至清初石鼓各家异说的一次总清算。他以石鼓为周宣王遗物作为预设前提，对成王说、蝌蚪文说、截取《车攻》诗说等旧说逐一驳正，建立自己的考证标准，为后续《释文考异》《石鼓文章句》铺设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 吴东发与前代诸家石鼓观点对比

2.1 历代石鼓歧说概况

从宋代开始，关于石鼓的年代就分出不同的研究路径，主要分为周成王、周宣王两大体系，又衍生出文字形体、诗篇属性等诸多争议。历代学者大多将相关见解分散写在笔记、题跋当中，没有专门的文章把各家学说集中汇总、辨析。吴东发的《石鼓辨》第一次罗列七家代表性观点，并逐条加以考订。

2.2 诸家学说与吴东发辩论对照

1 《书学圣蒙》：石鼓为周成王岐阳狩猎刻石，吴东为认为“害不余及”是成王时期的文字。 “害”通曷，读作曷，不能解释为灾祸的害；不能仅凭岐阳蒐礼这一条孤立证据就定为成王时期。 否定并加以不采用成王说，主张周宣王。 

2 匡林：石鼓是成王东征凯旋西归所作，而东发认为“驾言西归”，为周公撰写。 指出“驾言西归”是杨慎伪造增添的文字，石鼓原本没有这句话；“舫舟西归”才是石鼓原文，另外辨析太祝并不是只用于凯旋告庙。 否定，，驳斥成王、周公之说。 

3 于苗（《茹古录》）：“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抄袭《小雅》，一次田猎不会重复使用旧的诗句，石鼓不属于宣王时期。 吴氏认为周代诗篇本身就存在文句互相重复的情况，《诗经》内部就有重复文字；石鼓和《车攻》词句相近，恰恰可以作为宣王时代的佐证。 否定，将此条作为支持成王说的证据。 

4 《丹铅录》杨慎：石鼓文字是周宣王时期的蝌蚪古文。吴氏认为 蝌蚪文是竹简蘸黍汁书写形成的字形；金石刻铭不存在蝌蚪书，石鼓属于籀文刻石，并不是蝌蚪文。 否定蝌蚪文一说，但依旧认定是宣王时籀史书写。 

5 《金石史》郭宗昌：将石鼓定为成王时期器物，主张改名为“石古文”，废除石鼓这个名称。 东发认为石鼓这个名称由来已久，不能只依靠岐阳蒐礼一条史料判定为成王时期；更改名称并不能订正年代，属于主观推断。 否定成王说，不接受改名。 

6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鼓文辞格调不高，文辞比不上二雅。吴氏指出 顾炎武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源，是历代流传的释文字形讹误、章句错乱；如果校正文字，理顺章句，石鼓应当属于雅一类的文体。 否定顾炎武的判断，认为错误释读造成了对文辞品级的误判。 

7 王应麟《困学纪闻》转引张芸叟：石鼓只是截取《车攻》一篇刻石。吴氏说 如果仅仅是截取拼凑《车攻》，那只能算作诗文汇编，而不是周代朝廷正式的雅诗；石鼓十篇本就是十首独立的逸雅。 否定，石鼓十篇自成体系，并不是截取《车攻》。 

2.3 小结

从表格可以看出，吴东发所有的辩难，并不是质疑周宣王这个大前提，而是在周宣王的框架之内，去修正历代学者衍生出来的各类错误。辨析的重点集中在三件事：石鼓年代对应的周王定位、石鼓文字的属性、十篇是否属于周代逸雅。

吴东发《石鼓读·石鼓辨》

第三部分 吴东发石鼓研究的贡献、局限与后世价值

3.1 相较宋明前贤的学术贡献

第一，研究范式发生转变。前代的石鼓考据大多停留在个别字的释读，属于碎片化校勘。吴东发则把十面石鼓视作一套完整文献，结合古韵、诗歌篇章义例，尝试复原十首逸雅的完整结构，开启了石鼓篇章整体研究的思路。

第二，建立系统的辩难体系。《石鼓辨》作为专门辨析石鼓问题的文章，系统梳理了宋代至清代前期的众多不同说法，把零散的题跋、笔记中的意见整理成为体系化的学术争论，这在石鼓学术史上属于首次。

第三，提出重要的方法论。吴东发提出一个核心判断：后世学者认为石鼓文辞比不上二雅，问题并不出在石鼓本身，而是历代拓本残损、释文字讹、章句错乱带来的误解。研究石鼓必须先校正文字，之后再评判诗篇的价值。这套方法论直到今天仍然适用于石刻文献研究。

第四，多重证据互相印证。吴东发将金石拓本校勘、古音韵学、《诗经》经学义例三者结合互证，是乾嘉浙派金石学“以经证石”的典型范例。

3.2 和同时代王昶《金石萃编》进行比较

王昶的《金石萃编》是乾嘉金石文献的汇编巨著，收录保存了历代各家关于石鼓的旧说，客观留存不同观点。王昶虽然认识吴东发，并且少量采纳吴东发的文字校勘成果，但是王昶的定位是文献汇编者，并没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石鼓章句体系。吴东发则属于专题研究者，主动搭建起完整的理论框架。二者分别代表乾嘉金石学当中的汇编纂辑派与专题立论派两种研究路径。

3.3 吴东发研究的时代局限

首先，存在先验预设的大前提。吴东发全盘接受了乾隆时期钦定的周宣王旧说，从来没有对这个根本框架提出怀疑。当时还没有大量出土秦国铜器、秦简，并不存在秦刻石这类学术假说，受材料条件的制约，他不可能得出今天“石鼓为秦国刻石”这一结论。

其次，残字的推补带有主观性。石鼓原石风化磨损十分严重，大量文字残缺。吴东发有时依据《诗经》的体例推演补足缺失的文字，一部分推论来自义理推演，缺少拓本实物作为直接证据。

最后，可参考的材料来源有限。他只能依靠明清时期的旧拓以及传世文献，缺少现代考古出土材料作为参照，无法从文字学层面区分秦系文字与西周王室金文。

3.4 后世参考价值以及学术史意义

第一，学术史标本价值。虽然当今学界已经确认石鼓属于秦国刻石，吴东发的年代结论已经被推翻，但是整套《石鼓读》著作完整保留了乾嘉时代石鼓研究的思考方式，是乾嘉金石学十分重要的研究案例。

第二，章句与韵读方法仍然具备借鉴意义。就算石鼓是秦人的四言诗，依旧需要句读划分、分章、韵理方面的分析。吴东发整体研读石刻的研究思路，对于今天石鼓文本复原依旧具备参考价值，只是应当舍弃他所持有的周宣王年代预设。

第三，版本文献价值。嘉庆刻本以及民国慎初堂影印本记录了许多乾嘉时期还可以见到，但如今流传拓片已经磨灭的文字，是石鼓拓本文字校勘不可忽视的版本材料。

结语

评价吴东发的石鼓研究，不能简单凭借现代考古结论全盘否定乾嘉学者的探索。吴东发的价值，并不在于精准考订石鼓所属朝代，而是在乾嘉的时代条件之下革新石鼓研究范式，把石鼓研究从零散的单字考释升级为篇章、韵读、经义互相结合的系统性研究。作为《石鼓读》理论先导的《石鼓辨》，承载着浙派金石学的治学特点，在整个石鼓研究的学术长河之中，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吴东发.石鼓读七卷[M].嘉庆尊道堂原刻本，民国慎初堂影印本.

［2］王昶.金石萃编[M].嘉庆刻本.

［3］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M].

［4］唐兰.石鼓年代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