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石鼓读》两篇序文看吴东发治学考据的思想与方法

循之

摘要

吴东发《石鼓读》七卷，是乾嘉晚期浙派金石学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学术体系由两篇序文内外支撑、互为表里：《石鼓释文考异序》为吴氏金石治学考据的方法论总纲，承载研究缘起、考据原理、治学准则与量化成果；《石鼓读序目》为全书七卷架构纲领，确立全书研究体例、释读规范与学术落地体系。前者阐明治学考据原理与方法，后者规划全书研究板块与执行路径。二序合观，可完整还原吴东发融字学、文学、史学于一体的独特考据逻辑。本文以两篇原始序文为核心一手文献，系统梳理其治学缘起、实证方法、六书原理、诗义衡鉴标准、全书体例体系与阙疑治学立场，厘清其批判旧说、求真务实的学术特质，定位其在乾嘉金石学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吴东发；《石鼓读》七卷；治学考据；石鼓文；六书；乾嘉金石学

引言

乾嘉之际金石考据勃兴，石鼓文研究蔚为显学。历代学者考字释文、绵延不绝，然诸家之说彼此参差、前后抵牾，或拘字害义、割裂篇章，或臆补残文、强构完篇，始终缺乏一套系统、审慎、实证严谨的释读体系。

海盐吴东发潜心石鼓十有余年，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定稿《石鼓读》七卷，为其晚年金石学定论。全书学术逻辑完全依托两篇序文建立：《石鼓释文考异序》重在阐释为何研究、以何方法开展治学考据；《石鼓读序目》重在规划如何分卷落地、如何系统展开研究。两篇文献体用兼备、内外相济，构成吴东发石鼓治学考据完整的学术体系。

相较于同时代学者偏重零散考字、随文释义的研究模式，吴东发以多重拓本为根基、以六书形音为准则、以诗义情志为衡尺、以阙疑存真为底线，构建出一套贯通文字、文学、史学的综合考据范式。立足两篇原序互证贯通，可精准还原其成熟、严密、自成体系的治学考据思想。

一、治学考据之缘起：祛疑旧说，求实古经

吴东发治学石鼓，既有对三代古物的珍视，亦出于矫正历代释读讹误的学术自觉，其研究缘起清晰可归三点。

其一，得珍贵拓本，萌生考史通经之志。乾隆壬子五十七年（1792），张燕昌亲手拓制石鼓文本赠予吴东发。吴氏观其文辞风雅醇正，与《诗经》周代雅颂体制相合，认为若能疏通石鼓残文、考定古义，便可于《车攻》《吉日》诸诗之外，窥见周宣王中兴史迹，补周代诗史未备之阙。

其二，遍览旧释，发现历代考据弊病深重。吴东发通读前代各家石鼓释文，发现诸家释读多自相矛盾、文辞扞格难通。诸多疑难并非石鼓古文本义晦涩，而是后世学者主观臆断、妄改文字、曲解文义所致，旧释讹误丛生、不足凭信。

其三，援古证今，确立质疑旧说的学理依据。吴氏引汉代《尚书》传授史事佐证：伏生传《尚书》，年迈口讷，需其女转授女转授晁错，晁错仍十不识二三；孔安国亦须依托今文，方能通读孔壁古文。古学有师徒口授尚且不能尽识，后世无师承、无依据、凭空强解古文字，谬误必然繁多。此为吴东发破除旧说、自立新考据体系的理论起点。

二、治学考据之核心方法：实证为本，六书为根，文史互证

依托多重金石材料与传统小学理论，吴东发建立一套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可证可依的考据方法体系，涵盖材料、心态、字学、文学四重维度。

（一）广搜善拓，多本互校，不执单一文本

吴东发不囿于单一拓本局限，依托乾嘉浙地金石交游网络，参校多重权威版本：既有张燕昌手拓原石本，又得张燕昌摹录天一阁北宋本，兼取张廷济家藏旧拓本。多重善本交叉比对、参伍错综，以求文字原貌，避免单一拓本泐损、讹脱带来的片面之失。同时广集钟鼎彝器铭文，与石鼓文本并列观摩，以同时代金文文字体系互证，将石鼓文置于三代文字整体系统中考释，避免孤立解字。

（二）虚怀审慎，摒弃成见，不求速成

吴氏自述治学准则：“先易后难，不欲速也；取左逢右，不身质也；参伍错综，不滞一隅也；虚与委迤，不主先入也。”主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广参众证、不滞一隅；彻底摒弃先入之见，绝不预设立场、牵强附会文字，保持朴学客观求实的治学心态。

（三）坚守六书形声体系，以象形为本推求字理

吴氏恪守传统字学根本，引蔡邕之说确立考据纲领：“立字法者，舍形声何以成字。立字在是，识字亦在是而已矣。”其建立严密完整的六书推演逻辑：象形立本—据形求声—形音既定，贯通指事、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吴氏认为，万物形态亘古不变，声韵部类古今不移，字形虽有流变，而物象、声理恒定。考据古字必以原形、本声为依据，杜绝后世臆说，使每一字考释皆有源可溯、有本可依。

（四）援引诗学准则，文史互证，纠治“文害辞”之弊

吴东发将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诗学原理引入金石考据，明确提出：读诗如是，识字亦如是。他精准指出前代考据最大弊病——文害辞：后世学者拘执于单字细碎训释，割裂篇章语境，牺牲全篇文义与古人情志，因一字之私见，害通篇之大义。由此建立双重释读标准：一则字合六书形音，无妄改、无臆断；二则辞合三代风雅情志，释读文辞的气质义理，必须与《诗经》三百篇周人诗风相符，不合则必为误释。以诗证字、以志衡文，打通字学、文学、史学边界。

三、治学考据之体系落地：《石鼓读》七卷完整体例架构

吴东发的考据思想并非空论，而是完整落地于《石鼓读》七卷体例之中。《石鼓读序目》明确七卷分工，层层递进、各司其职，构成成熟完备的考据体系。

（一）《释文考异》第一：综核历代诸家释文，逐条辨析得失、订正讹误，为全书文字考据根基。

（二）《石鼓章句》第二：辨析残石句读与篇章结构，正视原石残泐残缺，反对强行拼接、虚构完整篇章。

（三）《石鼓辨》第三：践行知人论世，考辨石鼓制作时代、史事背景，以史证文。

（四）《石鼓鉴》第四：立足原石真迹、拓本实物，鉴别拓本优劣真伪，摒弃空论臆说。

（五）《释文考异或问》第五：以问答体例辨析疑难义理，存疑阙如，不强作解、不妄下定论。

（六）《石鼓尔雅》第六：汇辑石鼓专属字词，系统训诂归类，建立石鼓文本专属词义体系。

（七）《叙鼓》第七：考订十鼓次第，首创“比之置闰”治学原则，残缺不可铨次者，顺其阙、不强其全。

七卷体例完整对应吴氏考据方法，实现理论、方法、实践、成果的高度统一。

四、考据实绩：乾嘉石鼓研究罕见的量化成果

在理论体系之外，吴东发留存精准、可复核的量化考据成果，是其治学细密严谨的实证体现：破定三十字，正三十三字，补释三字，增三字。破定者，推翻旧误、重定字解；校正者，订正诸家讹脱；补释者，疏通疑难无字；增补者，补拓本脱漏文字。逐项清晰、有据可查，在清代石鼓考据中尤为难得。

五、吴东发治学考据的核心学术特质

面对明清以来石鼓研究存在的两大积弊：一是盲从历代相传旧说，不加辨析；二是凭一己主观臆断，强行补缀残泐文字，刻意拼凑完整诗篇。吴东发由此树立起极具辨识度的治学品格，其核心即为尊重古器原貌，坚持阙疑存真。

石鼓历经千年风化，文字残泐错落、篇章不完。吴氏反对明清学者强行补字、串联残文、虚构完篇的陋习，主张顺其阙、不强其全。残缺不可考者，存而不论，绝不以私意粉饰古文本貌，体现乾嘉朴学最高的求实精神。

结语

《石鼓释文考异序》与《石鼓读序目》内外相济、体用合一，完整承载吴东发《石鼓读》七卷的治学考据思想与方法。吴氏构建起字学、文学、史学三者贯通的综合考据范式：以多重拓本为实证根基，以六书形音为考字本源，以孟子诗学义理为释读标尺，以阙疑存真为治学底线，辅以精准可量化的考据成果与层层完备的七卷体例，构筑起严谨、系统、辩证、求真的独特考据范式。吴东发的石鼓考据之学，既恪守乾嘉朴学实证之本，又纠治细碎割裂、拘字害义之弊，拓展了清代金石文字学、古典诗学与先秦史学互证的学术边界，是乾嘉浙派金石学当中极具特色、值得深耕的重要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东发.《石鼓读》七卷[M].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自刻本；民国十五年慎初堂陈氏影印本.

[2] 吴东发.商周文拾遗[Z].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3]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M].清嘉庆刊本.

附件一、吴东发《石鼓讀序目》

吴东发《石鼓读序目》

（據原刻本實物精校定稿）

繁體原文

韓昌黎《石鼓歌》云：「辭嚴義密讀難曉。」或遂疑昌黎不能讀。余謂辭嚴義密，誰則知之。能讀石鼓，莫如昌黎矣。其曰難曉，非不可曉也。自諸家釋文出，而辭義反有不可曉也。復何嚴密之與有，是則文害辭者不少。

余檮昧，不自揣，讀石鼓積十載，循籓籬涉奧，爰歎昌黎不余欺。居平錄其所見，芟其冗、第其次，為七種。

古文不傳，各隨所見以讀，吾誰是誰非。古人制字，立象示意，大抵平易、協諸事理；其扞格難通者，蓋亦鮮矣。作《釋文考異》，第一。

讀石鼓，宜兼得其辭與志。獨怪《詩》三百篇反覆流連、情志宛見，而石鼓無是。讀之久，而後知：殘字僅存，故無完章；有字斯闕章，非無義也。古詩有盤中讀法，從中起義；釋氏《楞嚴》從中成章，亦其遺意。作《石鼓章句》，第二。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作《石鼓辨》，第三。

德不孤，必有鄰。事理大同者，天理之公也。耳目所接，真迹自存，毋徒徇臆說。作《石鼓鑑》，第四。

無徵不信，言弗詳則無據，過詳則辭瀆。余特發其所可考、問所可證者而已。作《釋文考異或問》，第五。

齊、魯、韓三家《詩》，文字小異，儒者博綜參稽，以求古誼。聿惟石鼓，三代石刻僅存於世，若有神物護持。司馬拾遺、班固《爾雅》，所未詳逮。作《石鼓爾雅》，第六。

古者竹簡脫編，文雖斷續，尚可推跡；石鼓泐蝕錯落，各石自為起訖。篇次甲乙，難以強定。事有先後，代有遠近，石有磨滅完闕。其殘缺不可銓次者，比之置閏，順其闕、不强其全，可也。作《敘鼓》，第七。

白話譯文

韓愈《石鼓歌》寫道：“石鼓文辭謹嚴義理深密，讀來難於通曉。”於是便有人懷疑韓愈本人並不能讀懂石鼓。依我看，如此嚴謹深密的文義，誰能夠徹底領會？真正讀懂石鼓的，莫過於韓愈。他所說的“難曉”，並不是完全不可解讀。自從各家釋文流傳出來，石鼓本來的文義反倒變得難以通曉。哪裡還談得上什麼文辭嚴密！這種拘執個別字句，從而妨害全篇本義的情況實在不少。

我資質愚鈍，不自量力，研讀石鼓歷時十年，衝破舊說藩籬，深入古學的深奧之處，這才深深感嘆韓愈所言確實不假。平日記錄自己的研讀見解，刪除繁雜多餘的論述，排定篇章次序，定為七種。

上古文字流傳殘缺，學者只能依據各自所見的拓本進行解讀，眾說紛紜，難以判斷孰對孰錯。古人造字，取物象以傳達含義，大抵平實淺易，契合世間事理；真正彼此抵觸、難以貫通的情況，本就不多。於是撰寫《釋文考異》，列為第一篇。

研讀石鼓文，應當同時把握它的文辭與情志。令人驚異的是，《詩經》三百篇反覆詠嘆，情志顯豁可見，而石鼓看似沒有這樣的面貌。研讀日久方才明白：只因原石風化殘損，僅剩零星殘字，所以見不到完整篇章；僅僅是篇章殘缺，並非文義本身蕩然無存。古時有盤中詩的讀法，可以從篇章中段開啟義理；佛家《楞嚴經》亦有從中自成章節的體例，正是這種古法的遺意。於是撰寫《石鼓章句》，列為第二篇。

孟子說：“誦讀其人之詩，研讀其人之書，如果不瞭解這個人，那可以嗎？因此必須考究他所處的時代。”於是撰寫《石鼓辨》，列為第三篇。

有德之士不會孤獨，必有同道相伴。事理大體相通之處，是天下所公認的公理。親眼所見原石真跡，客觀證據自在眼前，不要一味順從主觀的臆測。於是撰寫《石鼓鑑》，列為第四篇。

考據之學，沒有證據便不可輕信。論述過於簡略，就缺少憑據；闡釋過度繁瑣，文辭就會浮濫輕慢。我只闡發那些能夠考證、能夠落實證據的內容而已。於是撰寫《釋文考異或問》，列為第五篇。

齊、魯、韓三家傳授《詩經》，文字互有出入，前代儒生廣泛搜求、互相比勘，以求恢復古書本來的義旨。石鼓是僅存於世的三代石刻，仿佛有神靈護持。就算司馬遷蒐集遺聞軼事、班固訓詁《爾雅》，都未曾詳細論及石鼓。於是撰寫《石鼓爾雅》，列為第六篇。

上古竹簡的編繩斷裂，簡牘散亂，文字儘管斷斷續續，尚且可以推尋蹤跡；而石鼓經過泐損磨蝕，文字零落交錯，每一塊石鼓各自有開頭、有收束，篇章的先後次序，不能夠強行定奪。史事自有先後，時代自有遠近，各石磨損完整程度各不相同。對於殘缺過甚、無法排定次序的內容，可以比照曆法設置閏月的道理；順從器物殘缺的原貌，不強求完備，才是妥當的。於是撰寫《敘鼓》，列為第七篇。

附件二、吴东发《石鼓釋文攷異序》

吳东发《石鼓释文考异序》

版本：〔清〕吳東發《石鼓讀》，民國慎初堂影印嘉慶原刻本

全篇到此結束，落款：乾隆甲寅春正月六日吳東發書

【完整原文】

石鼓釋文攷異序

壬子春，張芑堂燕昌貽余手拓石鼓文。愛其筆跡，時展之。其可識者，一鼓之中，或得二三句，或五六句，或七八句，皆出入風雅。愈憂愛之，以為文雖摩滅不完，其連屬可見者，猶多。苟皆通之，由辭以繹其志，於《車攻》《吉日》諸詩外，又得以窺宣王中興之蹟，不尤重可愛耶！及得諸家釋文讀之，非惟無由窺宣王中興，以見古人之志，且多不辭。知釋文不能無失。顧氏亭林疑其辭不類二雅，似也。而曾不議釋文之失，惑矣。間覽楊南仲、劉原父、章友直、薛尚功所釋鐘鼎文字，往往互異，而皆有失，與讀石鼓等。蓋古文之失其傳久矣。

衛宏《古文尚書序》云：漢孝文帝使鼂錯往受伏生書。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屬讀。是錯雖經傳授，猶未能盡識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脫無今文，尚書雖安國亦弗能讀。後之人莫得傳授，無所依據，而欲起而創通之，難矣。顧古聖作書契，以代結繩，立象示意，至平易。初無事設官諭達，而萬民以察。故曰：書者，如也。圖者，猶卦者，別也。爻者，效也。卦爻圖書，其示人一也。特傳摹有譌舛夫。

讀者弗盡心焉耳。於是博求古器銘拓本，與石鼓文悉張之壁間，夙夜休暇摩拏省覽。先易後難，不欲速也。取左逢右，不身質也。參伍錯綜，不滯一隅也。虛與委迤，不主先入也。而復甄及秦漢，以驗其體所由變。稽諸載籍，以觀其用之會通。始未嘗不屯蒙，既廼泮渙。此無他，詩人之悲寓于辭，寓于文。二兆于象形，得其形而聲可求。形有聲，而凡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可得而通。而詩人之辭之悲胥可得而見。蓋字形有古今之不同，而天地萬物之形亙古今不變。聲音有古今之不同，而聲之樞紐部分亙古今不變。至詩人之辭，有三百篇為之準。而悲出于心，斯人之心亙古今不變。故凡辭不類三代詩人之辭，患不類三代詩人之悲者，即釋文之所未當也。

蔡氏邕曰：立字法者，舍形聲何以成字。立字在是，識字亦在是而已矣。孟子曰：勿以文害辭，勿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患是為得之。讀詩如是，識字亦如是而已矣。芑堂復寄贈所模天一閣北宋本，同郡張汝霖廷濟又寄示家藏舊拓本，爰參校寫其文，作釋文攷異，用質海內通六書者論別焉。凡破定三十字，正三十有三字，補釋三字，增三字。

乾隆甲寅春正月六日吳東發書。

【全篇白話譯文】

乾隆壬子年（1792）春天，張燕昌（芑堂）贈送給我親手捶拓的石鼓文拓本。我喜愛它的筆跡，時常展開觀覽。一塊石鼓之中，能夠辨認出來的文字，有時能讀出二三句，有時五六句，有時七八句，文辭風格都和《詩經》風、雅體制相近。我愈加愛重這份古物。我認為，儘管文字磨損殘缺，但當中前後連貫可見的文句仍然不少。倘若能夠把這些殘句疏通明白，依據文辭推求詩人的情志，那麼除《車攻》《吉日》這一類宣王時代詩篇之外，還可以從石鼓文中窺見周宣王中興的史跡，這難道不是格外可貴的嗎！等到我取來歷代各家的石鼓釋文一一閱讀，卻非但不能藉此窺見宣王中興、領會古人的情志，反而很多地方文辭扞格不通。由此便知，後世釋文不可能沒有錯失。

顧炎武（亭林）懷疑石鼓文辭風格不像《二雅》，這個看法看似有理。可是他卻不去質疑後世釋文本身的錯誤，這就讓人疑惑了。我翻閱楊南仲、劉敞（原父）、章友直、薛尚功諸家對鐘鼎銘文的考釋，彼此常常互相矛盾，而且都存在失誤，這和研讀石鼓文的情況是一樣的。大抵古文字失卻傳承，已經由來已久。

衛宏《古文尚書序》記載：漢孝文帝派晁錯前往伏生處學習《尚書》。伏生年邁，言語不清，讓自己的女兒傳授給晁錯。晁錯還有十分之二、三的文字不能辨識，只能大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讀。可見就算有師徒相傳，仍舊不能完全識讀古文字。《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孔家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用當時通行的今文去讀它。當中遇到沒有今文可對照的脫落文字，就連孔安國也讀不懂。後世之人得不到師傳，沒有可憑藉的依據，卻想要憑己意去開通釋讀古文字，實在太困難。回想上古聖人創造文字，用來代替結繩記事，設立物象來傳達意義，本來極為平易淺白。最初並不需要專設官員來解說傳達，萬民就可以明白。所以說：文字，就是摹擬物象；圖畫，如同卦象，在於分別萬物；爻畫，在於模擬事理。卦、爻、圖、書，它啟示世人的道理是一致的，只不過傳抄摹寫之中產生訛誤罷了。

問題只在讀者沒有竭盡心力罷了。於是我廣泛搜求古銅器銘文拓本，連同石鼓文一併張掛在牆壁之上，日夜閒暇之時，反覆撫玩觀察。先從容易釋讀的入手，再處理疑難，不追求速成。左右互相參照，不憑借親身實物質證。反覆交錯推求，不局限於某一種見解。虛心容納各種線索，不被先入為主的成見束縛。又取秦漢文字加以考辨，驗證字體演變的來歷。參考各種典籍，觀察文字功用的貫通。一開始往往迷茫難解，後來方才豁然開朗。這沒有別的緣故：詩人的情志寄託在文辭之中，寄託在文字之中。文字的本源出於象形，把握字形，字音就可以推求。有了字形字音，那麼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書，全都可以貫通理解，詩人的文辭與情志也都可以體察。

大抵字形有古今的差異，可是天地萬物的形體，亙古不變。讀音有古今的差異，可是聲音的核心樞紐，亙古不變。至於詩人的文辭，有《詩經》三百篇作為標準。而情志出自內心，古人之心也是亙古不變。所以只要釋讀出來的文辭，風格不像三代詩人的作品，情志也與三代詩人不相契合，那便是釋文有不當之處。

蔡邕說：創造文字的法則，捨棄形與聲，又憑什麼構成文字。造字的關鍵在這，識字的關鍵也在這。孟子說：不要因為文辭的表象妨害對語句的理解，不要因為語句妨害作者的本意，以自己的體會去推求作者的情志，這才是得法。讀詩是這樣，識字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芑堂又寄來他摹寫的天一閣北宋本，同鄉張廷濟（汝霖）又出示家藏舊拓本。我參考各本加以校勘，寫成這篇釋文，作《釋文考異》，以此就教於天下通曉六書的學者，請他們辨析裁斷。全書訂破三十字，校正三十三字，補釋三字，增補三字。

乾隆甲寅春正月六日，吳東發書。

??關鍵考據注釋

1. 壬子：1792年，吳東發得張燕昌手拓石鼓，為研究起點。

2. 乾隆甲寅：1794年，此序撰寫完成之年。

3. 張燕昌、張廷濟：皆為浙派金石家，吳東發同鄉摯友，提供拓本。

4. 以意逆志：化用《孟子·萬章上》，吳東發核心解讀方法，不泥於單字，重視詩人情志。

5. 凡破定三十字，正三十有三字，補釋三字，增三字：是《石鼓釋文考異》全書核心統計數據。

6.版本著錄：〔清〕吳東發《石鼓讀》，民國慎初堂影印嘉慶原刻本。